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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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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少年的时候,老师说要有远大理想,于是便幻想做作家。青年的时候,想做作家,可报社退稿多了。后来打工、研究管理、自己创业、又回到做管理,忙来忙去始终忘不了要写点什么。终于算是有点小成了,于是有空便乱写点什么,让自己积累点什么。哪天,也出个专辑什么的,一方面算是给自己小时候的理想给个回应,另一方面,自己觉得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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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二  

2011-02-18 09:52: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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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第二篇:逐角东北

自“九一八”之后,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占领区。对日抗战开始后,收复东北成为中国抗战的基本目标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同盟国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但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需要,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谈中达成秘密交易,将中国对东北的若干主权擅自让渡给苏联。中国虽对此持强烈的异议,但因实力所限,迫于三大国的压力,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的若干主权,但也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对中苏关系以及在苏联协助下接收东北抱持乐观的态度。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为纪念“九一八”14周年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表示:“我们东北,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可见蒋介石在当时亦未料及其后接收东北之波折。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最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已到东北准备接收的东北行营诸员在苏军的约束下几无活动余地,而同时期中共部队则大举出关,占据了东北的广大地盘,事实上,国民政府已无法如其预期的顺利接收东北,东北问题很快演变成对苏外交与对共关系的外交与内政的双重纠葛。由于苏联军队驻扎东北和己方军队不能顺利出关的形势所限,国民党对于东北暂时无力以军事接收,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故其对策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

    1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待命。其后,苏联方面格于信守外交条约及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压力的需要,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表面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但在国共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

    中苏双方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引起了国民党内若干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颇为复杂,对所谓“党国”利益有不同的考量与现实的追求,并在政治上战后大体形成为对苏对共强硬与温和的不同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国民党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均目为政学系干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而蒋介石出于对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大局的考虑而压制其公开表露,更激起强硬派的不满。至1946年初,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内对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不同意见渐趋公开化。

    苏联不仅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对东北资源强掠强占,而且还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控制东北的经济,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自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中苏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均因苏联提出的要求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由此升高了国民党内对苏联的不满。 1946年2月,美国政府提出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反对意见,美国特使马歇尔亦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美国的目的当然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正值此时,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舆论对大国外交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为国民党强硬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舆论及群众助力,“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2月下旬各大城市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就是他们挑动与运作的结果。2月13日,中共发表对于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提出参与东北政治的要求,又激起本来就对政治协商与国共和解不满的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弹,而苏联延迟从东北撤军的举动(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苏军本应于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亦被他们解读为对中共力图占据东北的支持,更使他们作出种种强烈反应。由于上述因素的相互迭加及其共同作用,使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决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埋下了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争执的种因。

 1946年3月1日,检讨国民党战后政策得失并决定其后政策走向的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全会听取的主题报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成为5日、6日、14日会议讨论与争执的重点。

    3月5日下午,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其中谈及联合国、对日管制、对苏外交及东北接收、对越关系等若干问题。王世杰深知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较易引起争议,因此在报告时并未作为重点阐释,且语调平静温和,表现出力求通过对苏交涉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在报告中提及,“据苏方所表示,苏军撤退之延缓,系因技术上的困难,我政府现正向苏方继续催询中”;对于中苏经济合作交涉,“中苏两方,对于此一问题之见解,迄未一致,惟苏军之撤退依照协定原不附带任何条件,因之,此一争议之存在,应不能措成苏军缓撤之原由。”他强调,“中苏亲善诚如本党总裁所云,不特为中苏两国所需要,抑实为全世界的和平安全所需求。本人深望双方同本亲善友好精神,使苏军撤退问题迅获解决。”

        白崇禧在发言中认为:我国是弱国,因为没有力量,就要用公理,如其要用公理,便须把公理宣布出去。有力量的人家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没有喊人家帮助,还要客客气气的送给强盗,这样的弱者,等于被打了还不准哭不准喊。这样的对苏外交政策外交作风,实在应该改变。这种情形,实在拿我们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人民、军队,党政同志,太不算人。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

    胡秋原在发言中呼应了王正廷的意见,认为:这问题的严重程度实已无以复加,可说不是本党执政以来最失败的外交,也是近百年来失败最大的一项外交。怕友邦,办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要外交干什么?“九一八”以后有恐日病者,今天又有新的恐苏病了,这种心理要不得。条约要信守,但是除此之外,丝毫不能再让了,今天外交部应该给我们一个保证,不能再让。

    CC系干将谷正鼎在发言中认为:订了中苏条约之后,苏联有许多越出条约以外的事,为什么我们连要求她履行条约的力量也没有,甚至也不敢说?我们得不到保障,外交当局反讳莫如深。她不履行条约,我们抗议也不敢了,抗议怕得罪对方的友谊,如此屈服忍让,就可维持邦交吗?今天谈外交,不容讳言,外交是有失败的,但是要挽救失败,必须唤醒我们的舆论和民众,我们办外交,要凭全国的舆论和国际间的公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对中苏关系陈述说:“我国与苏联边境绵亘,允为近邻,必须和平相处,中苏两大民族间之永久友谊与互相信赖,实为太平洋安定与世界和平之基础,为此政府以最大决心与最友好态度,与苏联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此约自当双方遵守,在该约中,苏联曾有'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之声明,应责成政府切实交涉,履行该约,并将在我国境内之苏军迅即撤退,交由国民政府派军接防。”如果与全会讨论发言中的浓烈火药味相较,外交决议案的表述确实相当温和,这也多少体现出当时国民党在对苏外交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就在六届二中全会讨论东北问题的当天上午,东北旅渝同乡会、辽宁省复员协进会、吉林省复员协进会、黑龙江省复员协进会、东北建设协会、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东北义民还乡救济委员会等团体,推派代表向全会请愿,经全会主席团委派陈诚、陈立夫接见,收下他们的请愿书后方才散去。据陈诚其后向全会报告,他们的请愿书除提出苏联应履行中苏条约即日撤兵,采取强硬措施、加派军队、武力接收东北,不能对中共以党派协商方法解决东北问题等要求外,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据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苏联公开批评那些“受外国支持的中国反动分子,不惜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干反苏的挑拨勾当。红军驻在中国境内,成为他们不断进行反苏的对象。而红军在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中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中国和美国报纸不断批评红军的延缓撤退,藉此开始反苏运动,但红军撤退的事实,他们似乎并无所悉。”苏联对国民党的批评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3月13日,在不通知国民政府、不等国民政府军队接防的情况下,驻东北苏军突然开始自沈阳由南向北撤退。对于国民政府对苏军撤退而不待其军队接防的质问,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随后面告在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称,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因为国民党不断要求苏军尽早撤退,故对此亦无话可说,而苏军的迅速撤退则使已经在东北有很大发展的中共先得其利。3月18日,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铁路中段的咽喉门户--四平,从而扼住了国民党军北进接收的通路。私下里,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亦转趋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向中共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 不应让出。这样,当5月3日苏军自东北撤退完成时,中共已经占据了四平以北的东北半壁江山,使国民党面对着不得不以武力和战争的方式接收东北并为此而背负发动内战骂名的尴尬处境。

       其实,国民党对苏外交决策及其在东北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并非始于六届二中全会之时,自美英苏三国达成雅尔塔密约、以大国交易牺牲中国的东北权益起始,国民党便在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上处境尴尬。要收回东北主权,便须向苏联妥协,妥协的结果又将被外界解读为丧失国家主权,使国民党难下决断;苏联是中共的主要支持者,对苏妥协势必牵涉对共关系,从而在东北以至全国范围内对中共作出一定的政治让步,为国民党势所不能;战后美苏两国很快因冷战而趋向对立的现实,使国民党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可能,对外政策不能不更趋向于其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从而被苏联目为“亲美反苏”,对国民党更没有好脸色。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讨论和激烈争执,不仅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且还使国民党的相关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更趋僵硬,平稳顺利地接收东北已不可能,最终仍然只能回复于武力解决的老路

共产党充分利用此时中苏两国之间的顾忌,再国民党无法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扶持下,迅速占领东北大部,包括日本人留下的大量军事工业——苏联人看不上眼的东西对共产党来说可是宝贝!于是,第一个回合,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

但苏联人将占领地让给共产党后,面临的局势是:介于国际压力,苏联人保证后续不介入中国国共两党的战争,于是,国民党便开始借助法律上的优势,开始入住东北,但很长时间依旧是行政入主军队则被搁在关内等待时机。最后,才开始军事进入。但此时主要城市都已提前落入共产党手中。此时阶段便是东北第一个关键时期,围绕东北的全面内战战争开始了。国共内战的根源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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